我誕生于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所在地  安徽廬江,不久被送往老鄉家寄養接回部隊便跟隨子弟學校行軍轉移，正規念書后一直住校到1966年大學畢業，所以同父母共同生活的時間非常短暫。我是通過權叔、阿姨的敘述和歷史研究的史料中了解他們的。盡管如此，父親光輝的一一生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1年8月26日父親出生在江西萍鄉的一個破落家庭，爺爺有殘疾，僅靠在萍鄉中學做文牘和出租祖輩分下的土地為生。父親從小勞動，學習刻苦、成績優秀,經祠堂小學進人萍鄉中學。1918 年秋留學日本,經補習語言和數理化后，進人鹿兒島第七高等?？茖W校，并獲取官費，后考人著名的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1927年秋返回上海，1928年1月加人中國共產黨。曾擔任創造社黨組成員、上海閘北區委書記及中共中央文委代理書記。1930年4月他不幸被捕。1937年秋出獄，經長江局董必武同志審查后，進入華中抗日根據地。歷任中共安徽省I委書記、中原局宣傳部長、華中局宣傳部長兼黨校校長及校黨委書記、華中建設大學校長;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局宣傳部長兼秘書長和渤海區黨委副書記;全國解放后任山東分局宜傳部長兼競校長山東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兼山東大學校長，1952年率中央文化教育代表團赴蘇聯.東歐各國進行為期八個月的高等教育考察工作。同年任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57年任交通大學(上海部分、西安部分)校長兼黨委書記1959年7月之后為西安交大校長兼黨委書記。

父親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是寶貴的。

他信仰明確,獻身革命。他留學期間，接受國內“五四話動”的新思想和“五卅”運動的影響，參加了國民黨(左派)東京都的支部，積極集  進行“反對干涉中國”等社會活動,同時，認真鉆研哲學。在學習與實際斗爭中,逐步完成由唯心論向唯物論再到辯證唯物論的轉化山樸素的愛國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化，最終確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1927 年秋,他完成全部學業卻未等領取畢業文憑和學位證，毅然同李初黎馮乃超、朱鏡我等人回國，加人創造社，使其轉而宣傳無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理論。魯迅對此給予很高評價，稱創造社后期作家是“極堅實正確的人”，“已化為實踐的革命者”。他積極參與組織進步文化團體以形成反對文化“圍?！钡墓歉闪α?。他是中國著作者協會的發起人和執行委員;是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發起人:參與發起左翼作家聯盟，并在成立大會上與魯迅、田漢等同為主要報告人;還是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主要組織者。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奮筆疾書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于1928年主辦《文化批判》，并先后在(創造月刊》、《文藝批判》、《流沙》、《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等進步刊物上以每月一篇的速度，連續發表《哲學底任務》、《科學的人生觀》、《思維與存在一辯 證法的唯物論》等文，并匯編成《前奏曲》哲學論文集。在這些文章中，他向社會宣稱“哲學的任務是變更世界”,指出人類應該改造社會，改造自己的歷史。1929 年他在中國首次翻譯出版了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和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間題》，并與朱鏡我、王學文合譯(《反杜林論》。

同時他也積極介紹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翻譯《高爾基論》等著作，發表《五四運動與今后的文化運動》、《革命文藝與大眾文藝》等文，并批判胡適及新月派的錯誤思潮，隨后出版《新文化底根本立場》文藝理論譯著論文集。同時，他以上海群治大學和藝術大學教授的公開身份經常對群眾和學生發表演說報告，成為青年尊敬的朋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纖如當時是上海大學的學生，他說：“聽彭康同志的講課，奠定我的人生道路，形成了我革命的世界觀?！?/span>

他堅定不屈，忠貞不二。1930 年4月，他（當時的名字叫彭子劼，公開身份是浦江中學校長)不幸被捕，被指控為“意圖推翻國民政府，組織暴動，進行違反三民主義的宣傳”等罪名，判有期徒刑7年，概奪公民權10年。根據黨的指示，他在提籃橋監獄領導難友進行五天的罷飯罷水(絕食)斗爭，抗議獄方對政治犯的非人待遇。之后又利用監獄環境的暫時改善，組織難友學習文化知識和馬克思主義。為此，他受到單獨關押“風波亭”等多次重罰。他在受刑時，堅貞不屈，寧可自己咬傷舌頭，不吐一字，保護難友和組織。1931 年顧順章叛變,供出彭子勒名叫彭康，是共產黨員，而他在法庭上拒不承認，租界法院無證據只得暫時作罷。1935 年雖經大赦減刑仍不能出獄，國民黨市黨部派員談話。逼其自首被拒絕遂將他關人蘇州反省院。他在院方的刊物上發表(老子的哲學》、《荀子的研究》等文，機智地從學術上借古人論述唯物主義的正確性。1936 年因被告密為“不接受改造者”而被院方禁閉三個月。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犯上海，138名政治犯公推以他為首的四名難友代表與反省院院方經過13天艱苦的談判斗爭，履行“擁護蔣委員長抗日到底”手續后，獲得無條件釋放。所以,經中央認可的華東局1954年的審查結論稱:“彭康同志被捕后是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氣節的”。從29歲到36歲,漫長的7年5個月的監獄生活,造成新婚妻子離散，剛出生的兒子天折，但絲毫沒有動搖過他的革命意志。

他淡薄名利，一心工作。20世紀90年代初，劉順元叔叔在南京同我談到父親時說:“彭康同志先為安徽省工委書記，我是委員、組織部長，可是后來建立淮南津浦路西省委時我任書記，他又任組織部長了,因為我先去該地區工作,情況熟悉。因此華中的干都中流傳一句話,叫做“遠學老莊,近學彭康’(老子、莊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道德學家).據說，這是李一氓同志先提出來的?！?我查了父親簡歷，確實如此，他任安徽省工委書記時，負責領導安徽長江以北廣大地區黨的工作，而在路西省委卻還兼任中心區縣委書記：又如，1945年12月組建華東局，盡管他已被任命為宣傳都長,但因為副校長張勁夫同志已先期去山東，所以他仍然留在淮陰華中建設大學，主持教學并經常親自授課,直至次年3月率數百名師生北上，自己才赴任;又如,1948年他任華東局宣傳部長兼秘書長，調往渤海區黨委兼任副書記，因為書記張曄叔叔是先于他在當地工作的山東本地干部。2001年7月2日，夏征農叔叔在上海對我也談到類似“遠學老莊，近學彭康”的提法，并說:根據彭康同志的革命資歷、理論水平、工作能力和為人品德，同志們都認為他應該擔任山東分局副書記，但他卻愉快而勤懇地做著宣傳部長的工作。他對每次調動都愉快接受，從不講價錢提條件，- 心為工作。再如交大西遷，從生活條件上他選擇了艱苦;從工作環境上他選擇了生疏;在交大原地發展和異地新建上他服從中央選擇了開拓。因而在1957年校內外復雜的局面中他團結黨委一班人又依靠教授們.集思廣益提出“一校兩地、統一領導”的方案。在邊建設、邊搬遷、邊招生、邊重組(上海、西安各調整合并多所學校)的情況下，保證教學質量，于1959年春交大的兩個部分均獲得國家認可的重點地位，并于當年9月分設為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均成為國家重點大學之一。不僅交大獲得空前的歷史性的大發展，也為國家高等學校的合理布局作出貢獻。歷史使他成為西安交大的奠基人和開發大西北的先驅者。

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這是他的一貫作風。臂如對待干部問題。華中地區黨政軍的縣團以上干部大名都在父親主持的華中黨校學習過。華中黨校第三期起負責F部的整風審干工作，他堅持教育為主，重視學習，啟發覺悟，從實際出發處理歷史問題,不傷害同志，頗受大家的信賴,因而黨校的經驗被作為典范加以推廣并上報黨中央:他主持起草的華中局宣傳部(關于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及討論中央決議的通知》.文被列人整風學習指定文件:他擔任軍直屬隊整風學習檢查總委員會的整風文件研究總指導員，曾就反對主觀主義、宗源主義和加強黨性問題多次做專題報告他正確執行黨中央的決策，親自調查研究，為糾正部分地區發生的肅反擴大化的傾向作出自己的努力。整風后期,他執筆以張云逸、曾山、賴傳珠、彭康四人的名義致信中央,請陳毅同志返回華中工作。在交通大學工作期間，于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也盡其所能保護干部，至今交大一些同志談到這此情況時，經常還是熱淚盈眶。又譬如對待理論問題，他明確反對“勞動代替課堂教學”、“生產代替科學研究”、“停課鬧革命”等破壞教學規律和打亂教學秩序的作法,明確指出“語錄進課堂”是不對的。他始終強調“學校是傳投知識的，學生是接受間接知識的，教學不一定要從實踐開始，應先傳授理論,然后再到實踐中去驗證、運用”。試想，在當時的那種“左”的形勢下敢于提出這些思想并付諸實踐,需要多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

他積極探索、勇于實踐。1928年他所翻譯的列寧的《托爾斯泰》和《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及馮雪峰翻譯的另外兩篇文章，共四篇經典著作“對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注:《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研究》122- 123頁)。同年底他參與發起的“中國著作者協會”的宣言中就明確指出:著作者“是出賣知識而生活”，“是知識的勞動者”。他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年，于1941年5、6月間，同軍政治部宣傳部長錢俊瑞共同主持魯藝華中分院的業務干部、文藝系及蘇北詩歌協會的同志們一起討論文藝大眾化問題。1940 年3月他到現場指導華中根據地第一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  定遠縣政府的成立。1945 年他任華中建設大學校長時，倡導“上課與工作交替”、“學習自由”的教學方法成效明顯，被《密勒氏評論》的美國記者愛得華.羅爾波稱為“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學”,向世界報道。他主持交通大學，在全國高校率先于1954年成立一年級辦公室(后來演變成基礎課教學部)。1955 年成立教師科，負責教師的管理和培訓工作。20世紀60年代頭幾年中他組織諸如畢業生質量及適應性、專業設置、解放前后畢業生質量對比、師資培養、知識分子政策等十多項調查,在此基礎上，于1965年提出“因材  第施教、拔尖培養”，“教師掛牌.學生自選”，學分學年制度結合等這些現在已被廣泛采用而當時還鮮有人談起的多項改革方案.努力探究商等教育的辦學規律和領導工作規律，他的哲學思想貫穿于教育思極之中和領導教育工作的全過程，始終顯現者他的探索與開拓的精神。

確實,我對父親的回憶，就他革命一生而言 ，真正只是點滴。“文化大革命”中，父親的遭遇是悲慘的。一是因為他1929、1930年擔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文化支部書記和中央文委代理書記，可能會知道一些江青、康生的情況；二是20世紀40年代，他在華中黨校抵制了所謂的“搶救運動”；三是在山東分局時期，分局宣傳都收到過一-封揭發康生夫人曹鐵歐的匿名信，康生為此毫無理由地忌恨彭康?？瞪?958年視察交大時就說過挑撥的話，把“一貫右傾”的帽子扣到彭康頭上?！拔幕蟾锩敝?，康生曾三次在公開場合誣陷彭康是叛徒，聲稱“怎么斗都可以”。終于使父親遭受的迫害不斷升級，1968年3月28日早晨在游斗毆打中去世。

對父親的平反決定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作出的，因而并不徹底。當時的中組部對陜西省委和西安交大黨委關于彭康平反問題的請示答復稱:追悼會只能在校園內舉行，平反的消息不得在人民日報等中央報刊上登載。受此影響，對他的事業、成就、工作、品德、氣節的宣傳.直是極少的。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四十一年了 ，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和諄諄教導始終銘刻在我的記憶中！他作為戰士、學者、教師的高尚品格與革命情操也將永遠活在愛戴他的人們心中!